能源安全的概念发端于第一次石油危机，本质是能源的“供不应求”、价格高涨引起石油消费国经济受损乃至危机。能源安全内涵不断拓展：最初的内涵是以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随着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能源安全的内涵外延拓展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乃至能源设施的安全。

一、重大事件促成能源安全概念的诞生

最初的能源安全概念，产生于石油危机后石油消费国的应对。

石油危机，开启了能源安全1.0阶段。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促发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8年底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下降并导致供应短缺。

1980年9月22日开始、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诱发第二次石油危机：伊朗石油出口减少、伊拉克几乎停止石油出口；自1979年初起油价开始暴涨。

石油危机对西方国家造成巨大冲击，国际能源署（IEA）应运而生。1974年美国在华盛顿召开国际能源会议，制定“国际能源计划”；11月签署计划的16个经合组织成员国成立国际能源署，推动开展能源合作，改善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关系；共同采取措施以压缩石油需求；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储备相当于90天石油消费的净进口量；提供市场信息，建立供应危机时的石油消费分享制度；联合开展能源研发活动，调整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等。

另一个国际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也不能不提及。1960年9月14日，欧佩克（OPEC，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首个字母音译）成立，1962年11月6日在联合国秘书处备案成为国际组织，以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石油政策。欧佩克的决定对国际油价影响相当大。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制裁，阻止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2019年卡塔尔的退出，也使OPEC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随着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提出，能源安全进入2.0时代。能源安全内涵拓展到供应的可持续性，而重视环境质量则属于能源安全的外延扩大。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环境保护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选择。

1993年，约瑟夫·欧姆认为能源安全应增加环境保护维度；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能源安全内涵增加了能源生产和消费不能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构成威胁的要求。

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7个目标是“能源”，前缀是“可负担”和“清洁”，强调能源利用的环境影响。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供应充足可靠、经济性和环境保护成为能源安全的目标，以增强竞争力，减少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可持续能源生产和消费，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成为能源技术革命和全球能源结构优化的方向。

本世纪以来，能源安全进入3.0时代。

“9·11事件”及2002年后国际油价大幅攀升，“黑天鹅”与“灰犀牛”交汇，能源与地缘政治叠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交织，能源安全内涵扩大到能源设施安全。

能源供需失衡演变为系统性区域性能源安全风险，欧洲地区能源危机日益扩散为全球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危机、政治危机。

全球能源重心从经济规则转向政治博弈，能源安全演变为一种体系性安全，不仅包含供给安全，还涵盖价格平稳、运输安全、消费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

综上，能源安全，获取是核心，可支付是条件。而今已不再局限于石油供应和油价，还包括能源资产、基础设施、供应链和运输线等安全，以及紧急情况下必要而迅速替代。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能源特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国官方文件表述，而国际学术界常用“乌卡”时代来描述。所谓“乌卡”时代，指我们处于一个易变的、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时代，这是人们对当今社会特征的全新认识。

乌卡时代全球能源安全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能源安全的经济属性日趋政治化。能源一直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战略商品，既因交易的市场性而具有经济价值，又因能源贸易的跨国性和互动性而富有政治意涵。

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在地缘政治裹挟下能源安全逐渐被政治化、武器化，各国对能源安全的关注超越了对效率的诉求，能源市场变成了撼动政治关系的“杠杆”。

2022年，在“政治正确”裹挟下，美西方国家联合发布对俄罗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SWIFT）禁令、提出紧急干预能源市场计划、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等行动，造成“资源与消费分离、资本与需求分离、科技与开发分离”，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对立色彩更加鲜明。由于各方利益分化，合作意愿减弱，原有国际贸易秩序遭到破坏，大国对市场话语权和规则主导权争夺加剧，并呈现对抗压过合作的态势。

第二，能源安全的“回旋镖”效应逐渐凸显。回旋镖（boomerang）也称飞去飞来，意思是飞出去后还飞回来。此轮能源危机由北约制约俄罗斯引起，却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和价格高涨，反过来影响世界、特别是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

能源危机是多因素、多线条、多领域相互联动与迭代的结果，不仅具有内在关联性，也深嵌于水、粮食、能源安全体系中，是一种体系性安全。

多国将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成为能源政策目标，注重节能提效和发展非化石能源。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计划在十年内投资3690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欧盟公布新的能源政策，计划到2030年增加3000亿欧元投资，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到45%。

第三，能源流向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能源供需格局基于一体化的世界市场，20世纪初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石油消费市场的建立和价格联动，天然气则随着21世纪初美国“页岩革命”的加持而迅速进入全球市场。

可再生能源具有分布性特征；当可再生能源地位日渐上升时，能源的地缘属性将被明显削弱，发展可再生能源因而成为维护能源安全、减少外部能源依赖的重要路径。

原本分散的区域性能源市场加速融合，原本分散的地缘属性被逐步弥合。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分化对立与区域能源的全球融合，成为新的态势。

世界能源理事会（WEC）根据2022年4月和7月对全球能源界近600名领导人的两轮访谈，认为能源安全超越能源转型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此次能源危机将持续数年，7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的能源市场将更加分裂。

第四，能源安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

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中和共识将改变全球能源体系，对能源价格、能源运输、能源消费等带来体系性压力。

2022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启动“全球盾牌融资机制”，通过对碳排放权责分配的正义性，助力消解全球能源治理的民主赤字，以弥合由于地理空间分布而造成的分散性和非对称性。

原本属于区域性的能源安全被凝合为关系人类命运的共同话题，能源治理关系全球治理权力再分配，逐渐从传统的“地点空间”向全球维度的“流空间”转变。

第五，能源系统韧性引起重视。全球能源系统韧性不足表现为，一是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对能源系统冲击巨大，电力系统更加脆弱。据有关统计，2021-2022年，全球发生能源供应中断重大事故50余起，其中电力系统事故占比超半，极端气候引发的事故占比约40%。二是全球石油供应韧性持续下降。储备和产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三是能源设施成为能源韧性的“短板”。2021年9月26日，北溪三条管线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有关调查发现，是反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欧盟、“发战争财”的某国所为。

从管理角度看，能源安全由风险管理进化为韧性要求。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强调的现代化风险，也体现在能源安全中。韧性要求，反映了未来能源体系在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提升抗冲击能力和恢复能力的弹性特征。

2001年，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提出全球化的“三元悖论”：任何国家只能在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体中三选二，而不可能同时实现三者，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悖论。国际能源治理和协同是能源市场波动的应对机制，能源危机则使各国能源转型决心更加坚定、转型速度加快。

在传统风险尚未得到有效化解的情况下，能源安全内涵与外延发生深刻变化，呈现体系化、约束条件、实现手段多元化和国际协调机制复杂化等特点。能源与经济、气候、环境甚至政治相互交叉，能源危机与地区冲突叠加，能源市场一体化分散为阵营化，能源供应全球化倒退为区域化，各国对能源风险的认识扩展到能源基础设施的安全。

综上，能源安全应当是：能源供需总体平衡、国际贸易顺畅、使用价格合理可承受、对环境友好、可持续，并具备良好的抗冲击和恢复能力。